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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科研方向的重点逐渐往生物方向偏移，主要原因就是生物研究所具备的优势，及生物研究成果的应用对于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的破坏较小，对于资源的要求不高，对于环境的污染几乎没有，以及取得的成果较好，达得到预期成果。而合成生物技术则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其逐渐发展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引导方向的作用，因此，在各国会由于发展环境以及伦理观念的不同等而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和政策进行相应研究的限制。其在我国的发展就制定了相应的与国家发展状况相一致、对于合成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需求方向相符合以及对于我国现有的技术相适应的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战略以及相应的政策。
我国合成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向包括医药、农业、生物能源等，其对于我国的影响较为巨大且深远广泛，我国对于合成生物技术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对其影响发展较为严重的问题提出相应的限制措施[1]。我国在合成生物技术产业发展进程中逐渐摸索出一套较为合理适用的发展战略，下面对其的具体内容以及相关信息进行分析。
我国发展合成生物技术产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发展以及满足人们现阶段的物质以及精神需求，主要是在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对于精神方面的需求以及自身寿命的长短和身体的健康状况等的要求不断增加；对于严重污染的环境需引进和采用相应的新技术进行改善，在这样的环境中，合成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就不断的壮大起来，逐渐成为我国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发展方向。加之人们对于人类本身以及动植物等的研究逐渐深入，在该方面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提升当中，使得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发现各种生物的重大作用以及生理记住，发育生长原理等，从而使得其在我国各方面的实际发展中有改变方向以及优化的作用。
我国制定合成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战略的主要原因是合成生物技术产业在我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合成生物技术的出现打破了自然进化的绝对性，进行了人为的直接干扰，从而使得物种的进化方向化、物种出现的异常化现象来源于生物实验以及人工生命体的出现等，这严重违背了自然规律以及生命进化法则，对于环境的进一步自然进化产生相应的破坏作用，由于人们对自然改造的过度，会产生自然平衡被破坏的严峻后果[2]。因此，需要对其研究的程度以及研究的方向进行相应的限制以及方案制定，即提出相应的发展战略。
我国制定的合成生物技术发展战略基于我国环境的现状、自然规律的稳定性以及自然繁衍规律等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对于产业的发展战略制定主要原因是发展该产业，使得该产业中存在的问题得到相应的解决，并且起到实质性的推进作用。我国对于该产业的发展战略制定遵循的主要原则是尊重科学、尊重自然、尊重人类发展规律、资源有限利用原则以及实际计划原则，在这些原则的限制下进行发展战略的制定，现阶段我国所制定的主要该方向的发展战略就是推进农业、工业以及能源等方面合成生物技术的发展，制定方向就是减少环境的污染、有害物质的增加、能源消耗的增加以及可持续发展[3]。
我国合成生物技术产业政策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发展该产业的正面发展，以及在各产业的实际发展中起到辅助健康发展的作用。其政策制定的主要步骤是对其实际发展过程中的产业政策出现的问题以及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梳理，从而归纳出相应的结论以及主要改进方向和发展方向，使得产业政策的制定符合现阶段合成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要求。根据实际应用过程以及制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其主要存在的影响因素是技术限制较之国外较为落后，在该方面的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合成生物技术产业的产业较为分散、规模大小差距大以及该产业存在较大的发展风险等[4]。在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之后，我国主要采取的合成生物技术产业政策就是风险预估化、产业规模集中化、借鉴先进的技术、相关资源配置合理化进行相应的计划等，在这些改进政策的不断运用中进行进一步的加大改进，从而使得合成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与自然演变规律不产生相违背现象。结束语：合成生物技术的出现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适应人们对该时期的特定需求，如解决人们出现的各种危及生命的疾病、环境中出现的化学物质使用出现的污染以及动植物生长受到严重限制等问题，其对于我国的发展而言也有相对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与人们常识相违背以及与伦理等不相符合的现象，其直接导致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等规律受到挑战以及冲击，对于自然生态的危害就会十分的严重。因此，我国为了在与逻辑规律相符合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发展以及相关需求满足，制定了相关的合理发展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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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入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迅猛,科技成果潮水般涌现,在此背景下,版权产业(也称创意产业)因其具有创造性特征,备受世界各国重视,正成为崛起中的朝阳产业,其具有的巨大产业影响力正在释放出来。目前,美国版权产业全球规模最大最发达最具活力。这与美国长期以来执行独特的版权产业发展战略有关。
版权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它源自创作者的创造性劳动,是支撑整个版权产业发展的核心。保护版权,维护创作者权益,能激发民族创造潜能,能多出新的创造发明和创新作品,版权产业发展因此才有根基。版权立法是保护版权的最有效手段。
早在1787年的美国宪法中就含有版权条款。1790年美国第一部版权法诞生,此后,美国根据其经济社会技术发展水平,适时修订版权法,不断提高其版权保护的总体水平。如版权保护范围,从最初的仅限于书籍、地图、海图、期刊,1909年扩大到所有作品;1978年扩大到所有通过智力劳动所创作出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为顺应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发展的要求,美国进一步将版权的保护范围扩大到数字作品、网络作品。又如版权保护的期限,从最初的作品发表之日起14年,如果14年后作者尚在世,可延长14年;到1831年的作品发表之日起28年,再延长14年;到1909年的作品发表之日起28年,再延长期28年;到1976年的如果作者是自然人,版权期限延长至作者死后50年;如果作者是匿名者、假名者,或者是雇佣他人创作者,无法确定单个自然人,版权期限是发表之日起75年或创作后100年。再到1998年,美国再次把版权期限延长至作者死后70年。版权期限的每次延长,不仅对此后的作品有效,而且对原有的、即将到期的作品都有效。再如版权侵权的刑事处罚,在1897年首次被引入美国版权法,规定对音乐戏剧类版权作品的恶意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版权侵权,可对侵权人处以轻罪;1909年版权法将处以轻罪的范围扩大到不仅包括所有类型的版权作品,而且包括版权所包含的所有专有权;1976年版权法加大了对版权侵权的刑事处罚力度;20世纪80年代,重罪刑事处罚首次引入美国版权法;20世纪90年代,美国扩大版权侵权的重罪范围,降低重罪门槛。
日臻完善的版权法,长期的版权保护传统,铸就了当今美国这样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即版权是别人的一种私有财产,就如同别人果园里伸手可摘的苹果,别人瓜田里弯腰可取的西瓜,即使其主人远在天边,侵占也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这为美国版权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
在美国出版业发展水平低于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时,美国拒绝给欧洲国家的版权提供保护,这使得美国直到20世纪初,还是个盗版王国,大量欧洲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在美国被肆意盗印。当年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圣诞颂歌》在英国每本售价2.5美元,在美国因盗版仅卖6美分。以致愤怒的狄更斯曾在1842年亲赴美国,强烈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国际版权保护措施,但未能如愿。这不是因为美国缺乏版权保护意识,而是因为那样做,不符合美国自身经济利益。
在国际版权多边保护领域,1886年的《伯尔尼公约》对版权保护的规定比较具体、详细、严密。该公约要求各成员国在保护版权方面必须遵循自动保护、国民待遇、保护独立等原则。公约规定版权保护的主体仅限于作者,对文学作品版权的有效期限不得少于作者有生之年及其死后50年,对版权的保护具有追溯力即新成员国要对其他各成员国先前的作品统统给予保护。该公约对版权的保护水平远高于当时美国的版权法和其他公约。美国作为《伯尔尼公约》的重要起草国,鉴于当时美国经济社会技术发展水平不如欧洲,出版业的发展远不如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就断然拒绝了欧洲国家促其参加《伯尔尼公约》的正当要求。直到1989年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美国游离在国际主流版权制度之外长达100多年之久。在加入《伯尔尼公约》之前,美国一方面利用“同时出版”的办法使美国作品在《伯尔尼公约》缔约国内享有版权。即根据《伯尔尼公约》规定,在非缔约国和缔约国同时(例如在30天内)出版的作品,就被看作是在缔约国首次出版的作品而予以保护。另一方面,通过签订双边协定或区域性版权公约来维护美国的出版商利益,如1889年美国同其他美洲国家缔结的《美洲国家间版权公约》(简称《泛美公约》)就是如此。该公约注重国内版权保护,且版权保护水平低,尤其是规定作品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才能取得保护,这样就使大量欧洲作品在美国及其他美洲国家市场无法获得版权保护,因而成为被疯狂盗版的对象。
美国的以上做法,严重侵害了当时科技和文化领先的欧洲国家的正当利益,但无疑给美国当时的版权产业争取到了有利的发展空间。
二战后,美国的科技和文化事业蒸蒸日上,美国的出版业迅猛发展,向海外输出的作品日益增多,为维护美国的海外版权利益,美国开始重视版权保护与国际接轨问题,于是着手协调《泛美公约》与《伯尔尼公约》之间的关系。在美国的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面组织起草了《世界版权公约》,1952年获得通过。1955年美国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但该公约对版权的保护期限短,版权保护对象除作者外还包括作者的雇主、委托作品的委托人和电影的制片人等,规定作品获得版权的最低手续要求,允许成员国立法规定更多手续,不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保护没有追溯效力即新成员国对其参加公约之前其他各成员国的作品不予保护。显然,《世界版权公约》对版权的保护水平远低于《伯尔尼公约》,具有美国版权保护向国际主流版权保护体系过渡的性质。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科技等发展水平全面领先,美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因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差异,造成包括版权和邻接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争端日益频繁,这迫使美国一方面在1987年依照《伯尔尼公约》对其版权法进行修订,并于1989年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实现了美国版权法与国际主流版权保护体系的对接;另一方面利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之机,强烈要求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列入谈判的议程。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最终于1994年4月15日签订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该协议吸纳了《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和《华盛顿条约》的内容,对计算机软件、数据库和其他材料的集合体等版权的保护做出具体规定,协议有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条款和执法条款,不允许成员对协议条款作保留。TRIPS协议为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确立了新的标准,提供的版权保护标准总体上高于伯尔尼公约,因此将全球版权保护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该条约不仅适用WTO的所有成员(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而且适用所有希望加入WTO的潜在新成员,即任何想加入WTO的国家或地区,都必须加强国内版权制度建设,提供不低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最低标准的版权保护水平。可见,TRIPS协议的通过和生效顺应了美国版权产业海外扩张的需要,扩大了美国版权保护的范围,强化了美国保护海外版权的能力,提升了美国版权产业的国际竞争力。TRIPS协议签署后,美国并没有满足于该协议提供的版权保护水平,相反,还通过推动修订TRIPS协议、通过签订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双边投资协定、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等措施,来加大美国海外版权保护力度,提高美国海外版权的保护水平。此外,为顺应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需要,美国主导和推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1996年通过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条约》,目的在于确保美国版权产业能在21世纪继续繁荣发展。
为准确判断版权产业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由美国出版商协会、商业软件联盟、美国录制业协会、美国电影协会、美国电影发行协会等七个版权组织构成的国际知识产权联盟(IIPA),从1990年开始由经济学家公司完成的美国版权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到2009年已经了12个版权产业研究报告。在研究报告中,依据美国版权法对版权的财产属性的认定,对美国版权产业界定为:凡参与版权销售(版权的商业性许可与转让)活动的产业或直接从版权销售活动中取得收入的产业或机构皆列入版权产业。但在前9个报告中,界定版权产业的依据是美国标准产业分类(SIC)系统,但从2004年开始,为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分类接轨、便于各国间版权产业比较,美国使用国际标准工业分类(ISIC)方法来决定何种产业被纳入IIPA的报告,新的统计口径扩大了版权产业的范围,但仍采用由美国劳工统计局和美国联邦审计署提供的北美工业分工系统(NAICS)数据。美国版权产业分成四类,即核心版权产业、部分版权产业、边缘版权产业和版权关联产业。其中,核心版权产业是指以创造享有版权的作品作为其主要产品的产业,如影视产业、录音产业、音乐出版业、图书与报刊出版业、软件产业等;部分版权产业是指产品仅有部分属于享有版权的材料,较典型的是纺织品、玩具制造、建筑等;边缘版权产业是指面向商店和消费者发行版权物品,如为发行版权产品的运输服务,以及批发商和零售商等;版权关联产业是指所生产和发行的产品完全或主要是与版权物品配合使用的产业,如计算机,收音机、电视机等的制造和销售。至于版权产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前10个研究报告中,主要衡量指标有:版权产业的新增产值、版权产业的就业岗位、版权产业的海外销售和出口收入等。从2006年报告开始,加入版权产业的雇员薪酬和版权产业对美国经济实际增长的贡献两项指标。
IIPA的美国版权产业发展系列研究报告,展示了1977年以来美国版权产业发展的历程及其对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对美国版权产业的内涵与外延、及其构成的成功界定,以及对版权产业的科学评价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版权产业的理论研究日趋成熟,这对美国版权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同时,也给美国国会修订版权法、给美国政府制定版权产业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随着美国版权产业的崛起,核心版权产业成为美国整个版权产业发展的生命线。但盗版,尤其是数字时代的在线盗版给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发展提出巨大而严峻的挑战。为保护核心版权产业发展,美国版权利益集团尤其是版权产业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动美国国会不断修订版权法,逐步提高对核心版权产业的保护水平。在保护计算机软件版权方面,1980年修订的版权法,将计算机软件纳入版权保护范围;还先后通过了1990年计算机软件出租修正案、1992年版权重罪法案、1999年防止数字化侵权及强化版权赔偿法案。在保护电影和音像版权方面,1982年通过盗版和假冒修正案,加重对电影和音像版权侵权的刑事处罚;1988年修订的版权法加强了对唱片出租管理;1992年通过国家电影保护法案及1992年家庭录音法案;1995年通过录音制品数字化表演权利法案;1998年通过音乐作品许可制度下的合理使用法案;2005年通过家庭电影法案。在卫星电视产业版权保护方面,美国先后通过1988年卫星家庭收视法案、1994年卫星家庭收视法案、1999年卫星家庭收视改进法案和2004年卫星家庭收视延期和再授权法案。在美国政府的高度保护下,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发展取得骄人成绩。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经济结构实现了从以农业、重工业为主到以优先发展信息业和服务业为主的战略性转变,版权产业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开始逐步显现,并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其增长速度远快于同期GDP增长速度。从1977年到2001年,美国全部版权产业年均增长率为6.39%,其中核心版权产业年均增长率为7.01%,而在此期间,美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仅为3.20%。其中1997-1998年,全部版权产业增长率为13.34%,其中核心版权产业增长率高达15.26%,而同期的美国GDP增长率为4.29%。从2002年到2005年,全部版权产业年均增长率为7.66%,其中核心版权产业年均增长率为7.31%,而同期美国GDP增长率为3.48%。2006-2007年,全部版权产业增长率为7.91%,其中核心版权产业增长率为7.26%,而同期美国GDP增长率仅为2.03%。
版权产业的产值占美国GDP的份额已举足轻重。从表1可以看出,无论是全部版权产业的新增产值还是核心版权产业的新增产值,都是呈逐年递增的变化趋势。1997年全部版权产业新增产值达10646亿美元,占当年美国GDP的12.82%,其中核心版权产业新增产值4703亿美元,占当年美国GDP的5.66%。从2001年到2007年,全部版权产业新增产值从2001年的12069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17455.8亿美元,尽管其占GDP的比重呈略有下降趋势,但仍各年份保持在11%以上。其中核心版权产业新增产值从2001年的5950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9205.8亿美元,其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基本是上升的,由2001年的5.89%,上升到2007年6.44%。
版权产业对美国实际GDP增长的贡献率日益重要。从表2 可以看出,从2003年到2007年,全部版权产业对美国GDP的贡献率一路走高,从2003年的28.49%上升到2007年的43.06%。核心版权产业对美国实际GDP增长贡献率虽在2004-2005年、2005-2006年有所下降,但2006-2007年比上个年度上升了近10%,达到22.74%。
1977年,美国全部版权产业就业人数就已经达到304万人,占当年美国就业人口总数的3.30%,其中核心版权产业的就业人数为148.4万人,占全部版权产业就业人数的48.8%,占当年美国就业人口总数的1.61%。到1997年,全部版权产业就业人数上升到1128.29万人,占当年美国就业人口总数的8.71%,其中核心版权产业就业人数为513.36万人,占全部版权产业就业人数的45.50%,占当年美国就业人口总数的3.96%。再到2007年,全部版权产业就业人数达1171.06万人,占当年美国就业人数总额的8.51%,其中核心版权产业就业人数为557.79万人,占全部版权产业就业人数的47.63%,占美国就业人口总数的4.05%。从1977-2001年,美国全部版权产业就业年均增长率4.10%,其中核心版权产业就业年均增长率达4.93%,而除版权产业以外的其他产业总体就业年均增长率仅为1.50%。2002年,美国版权产业就业人数1147.6万人,这个数字接近健康医疗与社会工作行业的1534.7万人、零售业的1502.5万人、制造业的1454.3万人、以及休闲度假、酒店与公寓行业的1198.6万人。目前,美国版权产业就业人数远超过美国的飞机制造、汽车制造、钢铁、制药和纺织服装等主要产业部门的就业人数,成为美国最具潜力的重要就业部门。究其原因,这与美国版权行业的高收入有关。据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中,美国全部版权产业雇员的年均薪酬是美国私营部门雇员的年均薪酬的1.21倍以上;其中核心版权产业雇员的年均薪酬是美国私营部门雇员的年均薪酬的1.34倍,如2007年美国全部版权产业雇员的平均薪酬是66498.80美元,其中核心版权产业雇员的平均薪酬为73554.00美元,而当年美国私营部门雇员的平均薪酬为54947.00美元。
在美国的版权产业中,仅录音和录影制品、动画片和电视片、计算机软件以及报刊书籍四大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1991年为361.9亿美元,到2002年就增加到892.6亿美元。从1991年到2002年间, 这四大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年均增长率达到9.45%。从2003年到2007年,上述四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从2003年的952.3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1256.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仍维持在7.1%。目前,美国电影占全球85%的份额;美国公司生产的音乐唱片占世界音乐唱片消费总量的60%;美国传媒业控制着世界电视节目的75%和广播节目的生产与制作的66%;美国软件销售额约占全球软件销售额的2/3,几乎垄断了全球的操作系统及数据库市场。
版权是版权产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因此说,保护版权对版权产业发展尤为重要。为了促使中国版权产业(即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我们不仅要重视国内的版权保护立法与修改,而且要重视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对美国版权保护中秉持的内外有别的原则的研究,以资借鉴。从美国的版权保护战略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美国重视提升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扩大本国的版权利益;同时注意实现国内的版权保护与社会公众利益间的平衡,即对内执行创新先于保护,竞争优于垄断的版权保护政策。但在国际上,美国以强调版权保护制度的同一性为由,要求别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执行严重超越其发展阶段的版权保护准则,公然无视国际公共权益,无视各国自身利益。因此,在与美国的版权保护斗争中,我们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始终坚持适时适度的版权保护原则,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此外,美国成熟的市场体制,完善的版权交易制度、交易方式和交易程序,使版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能够像其他有形资产一样,通过市场交易顺利实现其价值。这也是美国版权产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条件。这一点值得我们研究学习,从而在市场培育、经济结构调整转型、产业规模发展、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配置等方面,经过若干年努力,为中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壮大构建完善的市场环境。
在美国政府机构中,设置有版权办公室、美国贸易代表署、商务部国际贸易局和科技局、版权税审查庭、海关等相关的行政部门;还成立直属政府部门的工作小组,加强版权的监督与保护,如克林顿政府的“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顾问委员会”、“信息政策委员会”等。这些机构的设置,对美国版权利益的维护和版权产业的发展,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尤其是向创新大国迈进,中国也将迎来版权产业(即创意产业)大发展时期。为适应这种变化,更主要的是为维护版权所有人的合法利益,维护中国在版权领域的国家利益,更好地促进中国版权产业的健康发展,适时设置版权保护的相关机构,是十分必要的。
国际版权保护规则的制定是维护国家版权利益的制高点。现行的国际版权保护规则主要是在欧美国家主持下制定的,其要求的版权保护水平与欧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但却大大超越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因此,它所维护的更主要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版权保护规则前被要求“一视同仁”,实为其正当的国家权益被践踏被剥夺。目前,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日等国家正从资本主义走向知本主义,强大的知识产权实力和优势,共同的战略利益,促使它们谋求合作,通过实施国家版权战略、区域版权战略,最终实现其全球版权战略,联合主导全球版权规则制定。为避免遭到发达国家的战略合围,被进一步边缘化和低端化,中国应联合“金砖四国”的其他成员或“新钻11国”成员,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知识产权大会上用同一声音表达,要求修改现行各项世界知识产权公约,实现世界版权保护的实质性平等和国际公平,维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正当权益;在未来新的版权规则制定中,用集体力量和智慧来捍卫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实的或潜在的版权保护战略利益。
邮轮旅游产业自诞生起，就由于其所蕴含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我国邮轮旅游产业顺势而发，在短短几年之内形成了庞大的市场规模，也创造出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目前还仅仅停留在为世界邮轮旅游提供市场的尴尬境地，没有形成自己独立完整的产业链条，缺乏整体的把握和调度，重要节点企业非常缺乏，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整个产业的延伸和发展。
我国的邮轮旅游业刚刚起步，需要政府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审视邮轮旅游产业的发展，减少邮轮港口和母港规划建设的盲目性。全国构建以天津港为中心的北方区、以上海港为中心的华东区和以三亚港为中心的华南区三大发展区域，立足天津、上海、三亚三大邮轮母港，规划建设大连、青岛、厦门、深圳等邮轮港口，避免近距离的重复建设造成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同时应兼顾近期和远期目标，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既不能过度超前，又要保证能够满足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需求。
我国发展邮轮旅游产业应该根据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现实国情，循序渐进，选择适合我国邮轮旅游发展的基本途径，制定阶段性的发展规划，分步骤地发展我国邮轮旅游产业。首先作为邮轮挂靠港，吸引国际邮轮停靠，争取入境客源；其次是加快国内邮轮旅游市场的培育和开发，为产业升级奠定基础；最后是加快邮轮母港建设的步伐，提升我国邮轮旅游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邮轮旅游是规模经济，要打破地域界限，必须宏观把握我国邮轮旅游整体的发展布局，实现资源与市场的共享，最终达到“共赢”。 一方面，政府对国内各区域旅游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全国构建以天津港为中心的北方邮轮旅游区、以上海港为中心的华东邮轮旅游区和以三亚港为中心的华南邮轮旅游区三大发展区域，通过三大^域间合作以及与内陆地区的联动，打通邮轮旅游产业链，构建运营机制，完善服务体系，打造世界级的邮轮旅游目的地；另一方面，在政府的引导下，邮轮公司加强与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的合作，探索建立合资企业，汲取他们丰富的发展经验，促进我国邮轮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邮轮旅游产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具有初始投资大、营运成本高以及回收期长等特点，单靠企业的力量和市场运作恐怕难以为继。应该采取政企合作的模式，即政府初期投资，企业投入经营。政府投资进行港口、码头的建设，建成后由企业租赁经营。同时，各相关部门出台政策对邮轮企业实行租赁补贴和税收优惠，从初期审批、中期建设和后期管理全面扶持产业的发展，大力促进行业融合发展，开放市场吸引投资。
我国的邮轮旅游产业刚刚起步，产业链中的各个节点企业都比较缺乏，尤其是邮轮公司和邮轮公司。当务之急是引进国际邮轮公司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运营模式，初期由政府主导培育和构建一批产业链上的重要节点企业，通过规范的邮轮公司和邮轮公司进行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开发，促进整个产业的提升。后期随着产业的发展，实现邮轮旅游产业的市场化经营，优胜劣汰打造行业中的重点和龙头企业。
邮轮旅游产业的关联度极高，正如“木桶原理”，其产业链上任何一环的缺失或不完善都会影响整个产业链的运行效率。邮轮公司可以通过与各供应商、商签订合同，以此来保障各节点企业服务的提供和自身利益的实现。另外，各节点企业还要树立合作共赢的观念，通过建立行之有效的协调与利益分配机制，发挥各自的核心优势，保证产业链的正常运作，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当前形势下可以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市场培育。“走出去”，即组织相关企业走出国门，加大我国著名旅游城市和港口城市的国际宣传力度，对国际主要客源国宣传中国形象。同时积极参与世界邮轮组织的活动，组团参加各种国际邮轮展，与国际同行交流学习。“请进来”，即邀请境内外旅游商、媒体参与体验国内邮轮旅游产品。特别是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传播速度快且覆盖面广的新兴媒体，探索网上虚拟体验等多种趣味性方式，使广大民众“亲身体会”邮轮旅游的妙处，将邮轮旅游的概念普及到大众。
首先，要加快管理体制改革和理念的创新，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和激励机制。实施人才储备战略，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入国内外邮轮码头管理、邮轮旅游服务和邮轮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其次，在有条件的高校开设邮轮旅游专业，并与邮轮企业共建实习基地，共同培养专业人才，以满足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再次，建立和健全国内邮轮管理培训机制，联合高校以半脱产和脱产的形式开设专业培训班，为港口城市培训和输送邮轮从业管理人才。最后，积极创造条件，选拔有能力、高素质的人才到国外邮轮母港和邮轮城学习、考察，加快同国际邮轮管理标准与技术的接轨。
邮轮是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度假村”，通常配备有完善的生活和娱乐设施，因而在漫长的航行过程中会消耗大量能源，随之产生的各种污染会对环境系统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提倡绿色旅游的今天，全社会都应该牢固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邮轮企业必须采取有效的环保措施，配备先进的排污设施和装备，既要满足游客需求，又要注重海洋、港口以及码头环境的保护，实现我国邮轮旅游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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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索适合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战略，我国的数字电视产业才能在实践中发展、壮大。在论述了国家政策鼓励数字电视快速发展的现状及其发展的障碍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的选择。
数字电视是指电视节目的制作、播出和接收全部采用数字编码与数字传输技的新一代电视。近年来，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化进程明显加快，截至2010年，有线数字电视用户的保有量达到了8 799万户，有线％。然而，我国电视产业由广电一家垄断经营的局面受到挑战，数字电视产业的竞争更加激烈。探索出适合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战略，这样，我国的数字电视产业才能在实践中发展、成熟、壮大。
政府对数字电视的发展非常重视，对于相关企业面临的资金问题，通过政府财政补贴、优惠政策，保障数字电视整体平移的顺利进行。2009年，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广电总局等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数字电视快速发展的政策文件，这些文件对我国数字电视产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2011年6月，由工信部负责制定的《地面数字电视接收机通用规范》和《地面数字电视接收器通用规范》等6项地面数字电视接收终端国家标准，于2011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
综上所述，数字电视的发展离不开整合新体制、高清推送的应用。国家政策环境和一系列政策全景式地展现出广电面对“三网融合”的积极进取姿态。中国数字电视产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今后几年，中国数字电视行业将处于高速增长期。
为了保障市场的健康运营，克服运营商在利润驱动下的短视，需要有一个监管者站在全局的立场上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市场监管政策必须尽快确立，使运营商在各个环节上都有一定的章法可依。否则，缺乏有效监管市场很容易陷入一片混乱、盲目无序的状态，影响数字电视产业的发展。
在数字电视产业发展中，内容瓶颈的问题凸显出来。电视台难以自行制作节目满足市场对内容数量和质量的要求，因此电视台将结合自身条件，从战略的角度转换自身角色，从节目制作商变为内容集成商，即在节目生产商和数字电视平台之间充当中介，通过专业的服务使节目商的内容资源实现增值。
从模拟电视经营模式过渡到数字电视经营模式对我国的广电媒介是一个最大的挑战，数字电视要找到切合实际的商业模式还需要经过艰苦的探索和尝试。如数字电视运营中广告商的角色定位问题；又如，频道的增多意味着用户选择成本的提高那么，频道运营商单是凭频道数目的增加并不一定带来投资的回报。
电视受众对于收费的电视节目存有较大的抵触心理，因为长期以来都是免费播放各种信息，养成了用户免费收看电视节目的习惯。因此，明确和深化电视节目的收费概念，转变免费电视的观念，对于广电系统未来的长远发展非常重要。
根据产业发展的规律，专业化分工更有利于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要打造成熟产业链，避免产业内容产生不规则竞争和多余的交叉竞争，必须采用明确的专业进化分工体系。技术提供商应集中力量进行技术研发，内容提供商应专门从事节目的大量生产，内容集成商应专注于内容集成，网络公司专营网络传输。在利益的分配上，可建立“业务分账”的分配模式。这样，产业链之间各方面可以实现利益捆绑，共同培育、发展数字电视这个新兴市场。可以促进各方面力量和资源加速对市场的培育，也可以解决数字电视运营商投入和收益严重不平衡的状况，影响其后续投入和发展的问题。
默多克说过：“宽带的核心是内容”。对于数字电视来讲，同样是“内容为王”。数字技术在提升节目视音频质量的同时，是频道数量大大扩增，新产生的上百个频道都需要被用户喜爱的内容资源来填充。因此，数字电视时代将是节目极大丰富的时代。
数字电视提供给客户的节目形体包括视频节目、附带增强信息的增强型电视节目，以及NVOD（准视频点播）和COD（视频点播）等互动类节目。另外，一些游戏类节目以及互联网内容也可以放入数字电视中，而一些信息类内容如股票信息服务、天气预报等内容在数字电视平台上的提供使数字电视的吸引力大大增强。为了数字电视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针对现存的问题，树立以节目为龙头的思想，加强数字电视节目平台建设，以数字、网络技术为基础，以创办王牌节目为重点，以付费电视、交互式增值业务为突破口，加快数字电视节目的进度。
建立战略联盟是数字电视时代实现共赢应该优先考虑的战略选择。数字电视产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多种角色都竟相参与，寻找利润空间。由于数字电视运作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模拟电视，需要产业链的各方，如内容供应商、技术服务商、网络运营商等紧密合作，相互协调，才能实现利润目标，达到共赢的局面。任何一方想单靠自己的力量维护长久的竞争优势都是及其困难的。在产业发展的某些价值增值环节上，一个企业可能有自己的优势，而在其它环节上，其它企业则可能有优势，这样不同的企业可以在保留、发展各自的核心竞争力，并以此为基础与其它企业展开合作，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共同开发市场。数字电视产业所需要的战略联盟是广泛意义上的，甚至不排除与竞争对手建立某种合作关系。
首先，为加快数字家庭产业发展，建议由政府有关部门牵头制定“国家数字家庭应用示范产业基地”的总体规划，制定促进数字家庭产业发展的专项政策，进一步支持新技术研究和新产品开发，鼓励科技创新，推动数字家庭产业快速发展。其次，数字家庭产业是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涉及面广、环节众多，需要协调的事项多、频度高。目前，因此，成立数字家庭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并下设相关专门协调机构，建立完善省、市、区、校多方参与、联合推进的管理机制，进一步强化上级政府部门在数字家庭基地建设中的导向功能，促进数字电视产业快速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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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同时也是高科技产业的领头羊――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和灵魂。发展软件产业可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逐渐从制造型城市向服务中心、设计中心、创新中心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南京市软件产业发展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为南京经济转型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但南京的软件产业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选取一些国内主要的软件城市，与南京市软件产业的发展慨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南京市软件产业未来发展战略及采取的政策措施提出了建议。
近年来，南京市把发展软件产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之一，已形成一定产业基础，在某些领域形成了自己的优势特色，南京市已形成电力系统自动化及管理软件、电信系统软件、制造业信息化应用、嵌入式软件、教育软件、网络与安全系统软件等六大特色软件产业集群和软件龙头企业。2010年一季度，全市软件业务收入突破13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2.28％。微软、朗讯、摩托罗拉、西门子等一批全球500强软件企业在南京生根，华为和中兴通讯等龙头通信企业，东软、用友、新华科技等一批国内领军基础软件和应用软件企业，以及中科院软件工程中心等先后落户南京。但是还有许多软件企业的日常活动只是软件升级、维护等一些软件加工业务，而无法开发具有核心竞争力、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目前全市通过CMM/CMMI(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模型)3级以上认证的企业有82家，但是通过4级以上认证的企业只有5家，与南京创建软件名城的要求相去甚远。
1.2品牌软件产品不断涌现，但是对软件产品的营销不够重视，缺乏统一的推介平台
南京的电信系统软件、制造业信息化应用等一批特色软件产品群已经形成，其中电力自动化软件市场份额居全国之首；电信计费管理、网络与安全、智能交通等行业软件也已形成明显特色。在江苏省信息产业厅公布的第五届江苏省优秀软件产品奖(金慧奖)获奖产品名单中，全省一共有22项软件产品获得第五届江苏省优秀软件产品奖，其中南京有14项软件产品名列其中。2009年，南京市通过初评的国家级“推优软件”产品42个，居全国第一。但南京对软件产品的营销不够重视，扩大软件内需市场还不够，同等条件下向自主研发和本地化软件产品倾斜的措施没有到位。同样，南京市软件产业虽然有宣传推介专项资金，但真正打响中国软件名城的城市品牌的统一的推介平台还未形成。
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南京目前形成了两园多基地的发展格局：以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江苏软件园和南京软件园为龙头，玄武、鼓楼、雨花、江宁、浦口5个软件发展基地各有特色，错位发展。江苏软件园重点发展软件测试服务、电子政务和信息安全软件；南京软件园重点发展系统软件、游戏动漫、汽车电子软件等。因土地面积紧张，目前各个园区都存在承载量和发展空间的限制。由于南京的各个软件园分属不同的园区管委会管理，并且向其所在区纳税，所以各个园区所在区县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一个项目想进南京时，往往是各个园区都去争抢，自贬身价，互相排斥，这样的恶性竞争使得项目方对南京的整个软件产业发展环境产生怀疑。
1.4软件外包和软件出口增长强劲，但是还没有形成适应国内外市场快速发展的行业规范
南京市软件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扩大软件外包和软件出口业务，软件出口企业已增加到20多家，联迪恒星、南大富士通、江苏润和等龙头企业继续保持了强劲发展势头，增长率都在35％以上。2010年一季度，全市软件出口达8.05亿美元，软件服务外包收入达到4亿美元，同比增长26.6％，服务外包各项指标领先江苏省，并居全国20个示范城市前列。但南京目前还无法对软件知识产权提供完善的维权服务。南京没有制定统一的产业发展规范，并设法与国际、国内市场对接，一系列的政策优惠无法完成落实，竞争完全由软件企业自己打拼，大大削弱了南京的城市竞争力。
1.5软件人才培育支持力度继续加大，人才优势明显，但是缺少国际顶尖的软件产业发展领军人才
南京市软件企业从业人员快速增长，人才结构日趋合理。2009年全市新增软件从业人员3万多人，累计从业人员已超过12万人。全市软件从业人员队伍表现出了两个“橄榄形”，一是研发人员占全体软件从业人员的比重最大，保持在55％以上；二是本科学历的中端层次人员占全体软件从业人员的比重最大，保持在60％以上。但是南京软件业的发展还缺少大师级的人物，缺少国际顶尖的软件产业发展领军人才。一些中小软件企业不能很好地利用南京的人才优势，科研成果和产业能力较差。
从软件产业整体规模来看，南京市2001年软件产业销售收入为18亿元，到2008年为471亿元，是“十五”末期的2.8倍，2001―2008年南京市软件产业增长趋势见图1。
我们选取人均产值和平均企业产值规模作为效率指标来进行分析，从近三年的南京市软件产业效率指标来看，2006―2008年年间南京市软件产业人均产值增长不明显，但软件企业平均产值规模得到了较大提升(见图2)。这也说明目前南京市软件产业发展仍处于数量增长阶段，企业规模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离集约发展阶段仍有一定差距。
本文选取平均企业人员规模、平均企业产值规模和人均产值等指标对南京市软件产业与国际上软件产业发展较快的印度和爱尔兰进行比较，相关数据详见表1。从表中可见，与软件产业先发国家爱尔兰相比，南京市软件产业内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还有待提高。但由于南京市科教资源丰厚，人力资源环境较好，软件产业从业人员素质相对较高，南京市软件产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要高于印度的全国水平，这也说明南京市软件产业发展潜力很大。总体来看，未来南京市软件产业面临企业规模
按照软件产业的年销售收入，中国软件城市中排名前10的城市分别是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南京、成都、杭州、大连、济南、天津等，南京排名第5。详见表2。
2007年，南京市在全国同类城市中，软件企业数量排名为第7，排在前10位的城市软件企业数量分别是：北京，4335家；上海，1372家；广州，1100家；深圳，859家；西安，750家；杭州，630家；南京，569家；武汉，530家；成都，503家；大连，320家。
上市软件企业数量南京排名第7，排在前10位的城市上市软件企业数量分别是：北京，60家；杭州，17家；深圳，15家；上海，10家；广州，7家；珠海，7家；南京，6家；济南，5家；长沙，5家；西安，3家。通过CMM/CMMI认证的软件企业数量南京排名第8，排名状况详见表3。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南京应抓住软件产业发展最佳机遇期，科学编制南京市软件产业“十二五”规划，以科学的规划促进资源整合，突出前瞻性、集约化发展和产业高度化，提升软件产业综合竞争力，促进软件产业超常规发展。
一是在充分重视发展软件产业的基础上，还应该认真研究和认识软件产业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借鉴国外(特别是印度、爱尔兰、以色列等国)发展软件产业的基本经验，更充分地发挥软件行业协会的作用。二是形成以网络为支撑、行业协会为指导、政府部门授权的全市统一的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南京软件产业服务中心的作用。三是市有关部门加大对园区空间规划、产业规划和招商引资等方面的指导，突出各集聚区的特色。四是市有关部门加大对各集聚区重点难题的协调力度，推进集聚区的快速发展。尽快落实扶持政策，2009―2011年园区内新办的高科技软件企业税收市场留成部分全部返还。五是重视软件产品开发过程的管理，严格遵循CMM所规定原则进行软件产品开发过程的管理。这不仅可以保证软件产品质量，而且可以获得全世界软件客户的认可和信任。六是统一营销管理，尽量打南京牌，增强软件城市的竞争力和知名度，防止恶性竞争。
软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是充分发挥分工和专业化的作用，形成国内外协调互动的完整产业链条。软件产业价值的实现必须从整个产业价值链的层面上考虑，一个独立的软件企业，由于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其只能是产业链上的一个产业结，整个产业链关系着链上每个产业结价值的最终实现，因此，在软件产业中，产业链的价值远大于软件企业本身，而企业自身的专业化却不能独自形成这一价值链。因此，必须大力培育能掌握核心技术的软件龙头企业，生存于产业链中各层次企业相互依存，围绕市场需求既竞争又合作。
基于南京软件产业发展现状，南京市应该在电力自动化、通信、智能交通等方面形成更为完善的产业链，大力培育一批软件业务年收入超10亿元、超50亿元甚至超100亿元的软件行业龙头企业，成为在国内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南京软件“龙头板块”。为此，要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吸引世界知名软件企业、国内著名软件企业在宁投资项目和设立总部；要积极培育软件产业领军人物和知名品牌，实施企业品牌战略，争取更多企业进入全国软件企业“百强”；大力支持和鼓励软件企业通过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和开发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CMM/CMMI)、信息安全管理(IS027001/BS7799)等相关国际认证。
软件开发不同于普通的制造业，在开发过程中融入了更多的人文因素。国际经验表明，最理想的软件人才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型的。在底层是大量从事日常开发、编码工作的软件“蓝领”，技术含量较低，不需要太理论化的教育；中间层是从事系统分析、测试设计的高级程序员；在金字塔的顶端，则应该是具有开阔视野和把握国际先进发展趋势的行业领军人物。针对人才金字塔中的三个层次，政府应出台相应差异化政策鼓励培养软件人才：对于低端人才，因其是标准化的，故可以通过强化和鼓励软件“公共培训”机构来解决，例如职业教育，因其快速、高效，所以更加贴近市场和企业的实际需求；对于中级人才，应改革高校的软件教育，加强产、学、研互动，软件学院本身应该是面向应用，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软件学院要能真正服务于南京软件产业发展；对于高端人才，南京应该加强引进创新能力强、技术领先、实力雄厚的国际高端软件公司和人才。南京的高校众多，也有相关的软件教育，这些学校的毕业本身素质较高，有潜力成为行业的领军者。另外还可以以中国(南京)国际软博会为平台建立全国性软件人才交流中心，积极吸引和聘用海外软件开发高级人才，鼓励他们到南京创业。
南京市制造业基础雄厚，所处的长三角地区基于通讯、机电控制、数字家电等领域的制造业嵌入式软件发展空间广大，但企业在进入嵌入式软件外包业务时，普遍存在技术基础薄弱、软硬件结合能力弱、设计能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南京应“软硬结合”，着力发展制造业嵌入式软件开发外包。现阶段软件外包企业应有针对性、分阶段地进行技术能力强化：其一，注重企业自身的技术基础，提高开发团队的软硬结合开发能力；其二，积极开展自主技术预研，保有一定的自有知识产权，在特定的技术领域形成特有的技术优势。此外还要开拓“高端”外包。目前，南京软件企业承接的外包项目大多数属于中低端业务，技术含量软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软件产业整体技术提升和行业可持续发展。因而当前应注重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加强对软件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建立信息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努力提升企业自身的软件外包价值链水平，向“高端”软件外包业务发展，将简单的成本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软件外包承接企业可积极与外资建立合作研发中心，加快学习国际顶级软件公司的技术，提升自身的技术竞争力，同时也可借助跨国企业在全球的品牌优势，及其强大的客户资源与渠道优势，加速开拓国际软件外包的高端市场。
为鼓励软件产业的发展，今后应进一步加大政府对软件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出台推进软件产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包括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等。现行税收政策对软件企业提供的升级服务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税收返还、以及如何征税规定并不明确，这涉及到“软件加服务”的发展战略。如果把升级服务取得的收入
算作价外费用交纳增值税，可以申请超税负返还；如果把升级服务取得的收入作为服务性收人交纳营业税，则不能申请税收返还，政策界定不清。其他问题如自行开发的软件产品其内涵界定不明确影响了税收返还的确认，在线销售软件产品执行超税负返还政策并不明确，对超税负返还资金的用途没有明确规定等。现有法律对随同硬件销售的软件产品如何计价并未明确规定。政府应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发挥金融市场的功能，“间接”鼓励企业之间的合并，促进软件企业做大做强。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应加大工作力度，规范软件服务业市场，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加大软件环境下软件著作权的保护力度。
内蒙古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和畜产品产出地区，草原畜牧是内蒙古的优势产业和基础产业，尤其是内蒙古养羊业发展迅速，已跨入全国羊业生产大区。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内蒙古羊的总头数是5318.47万只，总增头数是3392.54万只，占全国羊总头数(36639.1万只)的14.52％；2005年内蒙古羊的总头数是5419.99万只，总增头数4336.32万只，占全国羊总头数(37265.9万只)的14.54％。内蒙古连续3年羊肉产量均居全国第一位，2004年内蒙古羊肉产量为60.3598万吨，占全国羊肉总产量(399.3万吨)的15.12％和内蒙肉类总产量(201.9684万吨)的29.89％；2005年内蒙古羊肉产量为72，4436万吨，占全国羊肉总产量(435.5万吨)的16.63％和内蒙古肉类总产量(229.9138万吨)的31.51％。2006年内蒙古羊肉产量达到81万吨，占全国羊肉总产量(469.7万吨)的17.2％和内蒙古肉类总产量(256万吨)的31.64％。预计到2010年内蒙古肉类产量达到300万吨，肉类综合加工率达到85％(内蒙古年鉴，2007)。
内蒙古地处边疆，工业“三废”和化肥、农药污染较轻，具有发展特色食品工业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内蒙古呼伦贝尔、锡林郭勒大草原以其特有的优质牧草和水养育了驰名中外的呼伦贝尔羊、乌珠穆沁肥尾羊、苏尼特羊和内蒙古细毛羊等地方优势品种，其肉质鲜美、绿色无污染、无膻味、口感好，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乌珠穆沁肥尾羊、苏尼特绵羊肉产品远销到阿联酋、科威特、约旦等国家及我国的香港和澳门地区(席其乐木格，2007)，出口创汇逐年增加。
1饲养方式相对粗放。生产水平较低。经营方式相对粗放。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低成本、低效益的状况，难以适应规模化、集约化育肥生产方式及日益规范的市场环境发展的要求。羊的出栏率、商品率较低，育肥规模小、基础设施落后，人工饲草料基地薄弱。羊的个体生产性能与世界差距较大。我区肉羊平均胴体重15公斤，而发达国家达20公斤以上，美国高达30公斤。
2高档羊肉数量少，良种化程度有待提高。种羊生产投入不足，良种率低，繁育和供种方式不能适应现代规模化、集约化育肥生产方式。目前优质肉用种公羊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现有肉羊地方品种整体遗传水平比市场需求的肉用产品低，个体相对偏小，群体繁殖率与国外的相比差距甚大。
3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弱，产业链条松散。我区肉类企业是大群体、小规模。绝大多数停留在传统的简单初加工上，同时，羊屠宰后的许多副产品是生物制药、化妆品、保健品以及食品企业的主要原料，开发利用程度更低。企业、基地和市场联接的经济合作组织不够完善，没能有效发挥出搞活市场、沟通产业链各环节、促进利益合理分配的作用。
4产品科技含量低。精深加工水平低。国内外在肉类加工技术与理论研究方面研究最多的当属猪肉和牛肉，近年来世界食肉方向开始向羊肉、鸡肉、兔肉等转移，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上看，羊肉研究依然处于弱势状态，理论研究尚不系统和深入。加工技术相对简单。高档产品少，品种单一，熟制品尚不足20％，分割肉、小包装肉比例较低。
1前景广阔。养羊业不与人争粮争地，饲养成本低，价格、市场平稳，效益显著，是有前途的养殖业。再加上内蒙古优良的地方品种、生产传统、生产基础、技术条件等优势，今后只要解决好草场的保护与利用协调发展等问题，培育专门化肉羊品种和体系，提高生产效率，内蒙古的羊肉产量与质量将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2国内市场有较大的需求空间。羊肉蛋白质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磷、铁等矿物质明显高于牛肉、猪肉和鸡肉。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及保健意识的增强，人们的肉食结构开始向营养保健、绿色食品方向发展。尽管我国羊肉产量连年上升，仍然供不应求，特别是优质羔羊肉的市场缺口很大。2005年我国羊肉人均占有量已提高到3.3公斤，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就意味着人们对羊肉的需求量还有大幅提升的空间，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3出口潜力大。我国的周边国家及地区是牛羊肉的主要进口国和地区，内蒙古从1983年就已开始向中东地区出羊，随着内蒙古肉羊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肉羊出口也会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未来，内蒙古肉羊业仍将保持快速、健康的发展势头，市场潜力巨大，发展前景看好。
1内蒙古地处蒙古高原，大部分地区海拔900～1300米，地形多为高平原和缓坡丘陵。属于温带大陆季风性气候。年降水量大多在200～300毫米左右，由东向西递减。多数地区的湿润系数在0.3以下。大部分地区年日照总时数在2600～3400小时之间。年均气温大于或等于10℃，积温2000℃左右，平均无霜期80～120天，由西南向东北递减。全区从东到西可划分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和荒漠。不同草原类型生长着不同种类的牧草。在内蒙古草原牧区，适于牧草的生长，适于畜牧业的发展，适于羊的养殖。
2某一种群的羊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中，就会逐渐形成对这种生态环境的适应性。不同种的羊对各种不同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决定其整个物种的生态分布。例如呼伦贝尔羊就是大兴安岭以西呼伦贝尔草原特定的生态条件及无霜期短，枯草期长。冬季漫长严寒的气候环境中适生的优良肉羊品种。
3羊是内蒙古地区数量最多的一个畜种，经百世而长盛，经久不衰。也足以说明内蒙古发展肉羊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1价格优势。由于内蒙古草原所具有自然与地缘优势。离内地市场近，交通便利，生产运输、贮存成本低，上市快，价格相对较低。
2质量优势。大草原远离工业污染，是真正的天然绿色食品，苏尼特羊、乌珠穆沁羊、呼伦贝尔羊更是羊肉中的精品，肉质鲜嫩、营养价值高，拥有质量竞争优势。
3市场优势。内蒙古有草原兴发、乌珠穆沁、草原伊盛等国内著名的加工企业，产品具有良好的信誉，再加上独特的蒙古民族文化和消费底蕴，内蒙古羊肉深受国内外消费者青睐，市场占有率高。竞争力强。
要依靠科技，加快种源基地建设步伐。既要引进国外良种，运用人工授精等技术手段，建立起我区肉杂羔生产体系，同时要大力发挥地方优良种羊品种的优势，通过提纯复壮，建立起草原品牌的优良肉羊生产体系，培育出具有抗逆性强、繁殖率高、生产性能高、饲料转化率高的肉羊品种。加强优良种畜的推广应用和种畜市场建设、管理工作，提高良种覆盖率。建立肉用种羊良种繁育体系，集成组装已有技术，建立经济有效的优质羊肉原料生产体系。建立有育种群、核心群和一般经济群组成的三级良繁体系，充分发挥品种改良站和人工授精站的功能和作用，充分利用优良肉用种羊的冷冻。提高良种履盖率，并广泛发挥杂交优势，从而提供优良种畜及优质羊肉生产原料。
利用先进的育种方法和生物技术，尽快培育出适宜当地生产实际的肉羊新品种：加强肉羊主要性状遗传变异、营养参数、饲养管理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展人工草场划区轮牧技术体系的研究。向适度规模经营和产业化方向发展，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建立和完善羊肉加工、储藏企业，加快肉羊产业化步伐。在解决技术问题的同时，应集中力量解决产中问题，瞄准市场发展方向，形成“科技+农、牧民+公司”的优质羊肉生产模式，其关键在于解决羊肉生产体系中的断缺问题，通过科学技术作连环扣，扣紧生产市场，即生产通过技术保证产品质量一市场反馈信息一技术创新指导生产，周而复始，动态循环，带动农牧民跟踪、预测市场发展方向与企业联手，形成优质羊肉生产体系，实现羊肉生产产业化。
加工企业是产业化运转的“龙头”，因此扶持龙头企业，把龙头企业做大作强，研发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是推进肉羊业发展的关键。整合资源，加快建设一批现代化羊肉加工企业，大幅度提高加工比重和深加工水平。努力开发方便、安全的产品，大力发展分割肉、保鲜肉，使肉类产品从单一品种向多品种、由初级加工产品向精深加工产品、由大包装向小包装方向发展。国家和自治区级龙头企业要率先采用国际国内先进标准，实施品牌战略，以标准创品牌，靠品牌拓市场，向品牌要效益。
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加工，增强市场的配套服务功能。首先要办好产品交易市场和活畜交易市场，为生产者提供流通环境，通过拓展市场有效地牵动肉类生产，使生产者放心、省心，向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其次是要主打草原和绿色品牌。大力开发市场，通过开发功能性产品。营养保健产品、深加工产品来提高肉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力争引导羊肉食品的消费水平，扩大市场占有率。
制定鼓励肉羊发展的产业政策，要研究制定如推广优良品种的财政补贴政策、生产区大型农牧业设备机具更新补助政策、扶持龙头企业政策等一系列保护农牧民和龙头企业利益的政策。增加对羊肉产品和优势产区的建设投资。积极争取国家投资，集中必要的资金。加大优势区域项目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扶持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贷款力度，重点解决产品经销、加工、收购资金贷款。支持优势产区养殖大户进行规模生产。
迈克尔・波特将新兴产业定义为新建立的或是重塑型的产业，其出现的原因包括科技创新、相对成本结构的改变、新的顾客需求，或是因为经济与社会上的改变使得某项新产品或服务具备有开创新事业的机会。新兴产业是处于产业发展的最初阶段的产业（Low and Abrahamson，1997；Van de Ven和Garud，1989）。也就是说，新兴产业是进化发展过程中，在产业发展周期的暂时阶段（McGahan等，2004），这个阶段可长可短。2010年10月10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作出了明确的定义，即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
（1）战略性。与一般的产业定位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位服务于经济结构调整，服务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有战略性意义的产业。（2）创新性。新兴产业有很大的技术提升空间，又能有较大的突破，一旦突破了瓶颈，就会拓展已有的发展空间，从而带来经济产业的进一步发展。（3）市场需求的不确定。一是体现在由供给带动需求，而不是需求拉动供给。二是价格高。与常规能源相比，新能源价格更高，因此，在产品的导入期需要政府财政补贴及支持。三是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制度不健全。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模一些行业虽然不是很小，但其缺乏核心技术支撑，在国际市场竞争仍处于劣势；同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严重依赖“中国制造”路径，突出表现在企业对于核心技术的缺少探索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眼光和创新性的精神，这对于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是极为不利的。另外，新兴技术的商业化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主要表现三方面：大规模产业化技术和市场发展不成熟；相应的产业配套程度不佳；新兴技术关键原材料和元器件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较高。
3.1可持续的科技创新能力是关键与现有产业相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区别在于，其不再是成熟技术与现有产业的融合，而是现代科技前沿成果与产业的融合。实质上来看，科技创新是推动新兴产业出现的决定性因素。每一次新的产业都是由新的技术推动和催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子技术的突破带动了一批高技术产业崛起，使整个人类从电气时代进入了电子时代。随后，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迅猛发展，催生了信息产业，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到信息时代。因此，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以技术创新为主线，尤其要将核心技术的突破置于优先发展地位。
技术是产业更替的驱动力，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科技革命的支撑才能得以快速发展。Krugman（1979）构建的“南北贸易模型”认为世界贸易模式的决定因素有不间断的技术创新及技术转移两个方面，发达国家只有持续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才能保持在技术创新方面的领先优势，从而构成了国际贸易走向动态均衡的基本条件，否则将会导致全球经济的失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科技革命主导者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和演变。
战略性新兴产业最突出的特点是产业发展的前沿性、技术更新快且对整个行业时常具有颠覆性的影响。这种新旧技术更替过程，很有可能淘汰旧生产线甚至原有相应的整个产业链，原来投资的设施也将面临着重组，因此，风险一直伴随着技术替换的全过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动力和基本支撑点来源于科技创新及其核心技术的突破，因此，可持续创新的研发实力是其高成长性、高回报率的前提。任何缺少这样雄厚的研发基础和强大的创新能力都很难在新兴行业中长期生存，这意味着企业在新兴产业生存发展的根基在于可持续研发创新能力。只有在成长性强的产业核心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才能推动国内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深刻变革，从而找到新兴产业生长点的突破点，只有雄厚的研发基础和创新能力才能成为新兴产业的成长最后的“救命草”。
对于一些基础比较薄弱的新兴产业，可以对引进技术的项目先进行小规模的试点，在平稳中过渡，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上的差距，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并有意识地在试点过程中积累经验和培育相应的市场，通过试点可以锻炼自身队伍的研发能力，增强科技含量，最终获得技术方面的知识产权和取得核心技术上的突破。对于国外技术的态度，从引进到提升，从模仿到自身创新，只有经过这两方面的转变，才可以增强本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本国起来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样地，这样的转变也必然要注重企业团队的自主研发能力及掌握企业的核心技术，只有这样才可以推动产业链环节的上下延伸，从而将相关产业做大做强。
我国错过了全球第一次产业革命和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大好机遇，目前还处在工业化进程中，还在追赶发达国家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因此，在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我国政府可以发挥以下作用：
结合全球最新发展趋势，从本国自身的实际出发，制定相应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开发计划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出台的技术开发和发展计划主要有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节能环保等方面，并且在这些方面给予了较大幅度的优惠扶持。我国政府在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开发计划中除了要顺应全球新技术开发的趋势之外，还需要需要认清世界新兴产业发展的趋势，同时，要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发展需要的新兴产业技术开发计划政策。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各国新兴产业发展方向数量上来说，我国政府确定的新兴产业发展方向比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还多，但是，我国政府在开发新兴产业中要有重点地选择开发，不仅要重视数量，更要重视数量，不可盲目地、全面地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开发战略。
与传统产业的发展阶段一样，新兴产业也要经历导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由于新兴产业是以传统的成熟产业技术为基础的，因此，新兴产业的起点水平较高。同时，由于新兴产业技术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失败的风险相应地也比较大，这也就相应的会推迟社会资本和科技要素进入该行业的时间，从而使新兴产业的导入期要长于传统产业。在市场方面，传统产业面向的是当前市场，市场潜力较小；新兴产业面向的是未来大的市场时，市场潜力巨大，因此，新兴产业相对传统产业会存在更长的成长期和成熟期。
我国政府有必要根据新兴产业发展所处不同的阶段制定出需要差异化的产业政策。在导入期，政府可以采取激励性应当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新兴产业，鼓励新兴产业技术的研发与开发，培育新市场的需求，尽量缩短导入期的时间，从而让新兴产业提前进入成长期。在成长期中，政府可采用约束性应对政策，限制和新兴产业发展具有竞争关系的传统产业的发展，促使传统产业消费市场向新兴产业消费市场尽快的转变。在新兴产业的成熟期和衰退期，政府要扮演市场监督者的角色，要充分地让市场在新兴产业发展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
[3]王新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论研究及路径选择[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4（8）.
“船”在中国古代称“舟”，故《辞海》“舟部”有“刳木为舟”、“作舟以行水”的解释。船主、船夫又称“舟子”、“舟人”，故《辞海》也有“舟子，舟人，主济渡者”之说。古代之“舟”，我们由此可知主要指“渡船”，可载人、载物以“渡水”，后来用于交通、运输、捕捞、作战等，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作为商业活动一种必需的运载工具和开发技术，“船”从古代至今已有好几千年历史了。它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生产创造活动和产物，甚至可以说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进化而同步发展起来的。
据1996年版《宣城县志》记载：“宣城的水运主要靠水阳江、青弋江和南漪湖三条主航道。水阳江全长217公里，由南而北流经境内90公里，素为本县历史上的主要水运干线公里，解放前曾是本县西部的水运支线。南漪湖位于宣城东北、郎溪县之南，湖跨两县之境，有7条支流汇入，属水阳江流域水系。解放以前，水阳江航期年均超过10个月，年货运量不超过8万吨，船舶小，周转率很低。1949年底，在宣城军分区协助下成立县船舶运输公司，共有船只113艘1510吨位，下设4个分队，担任支援前线年成立宣城县航运公司，时有木帆船514艘4829吨位。1962年始置机动船。1977年全公司运输量达到33.54万吨，周转量2150.84万吨/公里，年营运总收入101.74万元。1985年公司下辖城关、新河、水阳3个分公司，1个黄砂站，1个直属船队，共有职工1046人。拖轮达到11艘1460马力，拖驳达到101艘6029吨位（其中水泥驳43艘，钢驳42艘，木驳16艘），机驳8艘2440吨位，挂机船253艘5439吨位，固定资产总额697.42万元，其中营运船舶资产额677.62万元，占97。1987年年运输量23.40万吨,周转量9179万吨/公里，年营运收入257万元。”
“水上运输管理方面。民国时期是由帮会和封建把头势力把持，垄断资源，行会安排。解放以后，初是剿匪反霸，宁靖水域，确保水运安全。1951年，始有县航运站实行货源、调度、运价“三统一”管理。1958年起属于公有集体制独家经营。1966~1976年期间，水上运输秩序混乱。1980年起，个体4~6马力小型挂浆机船，以及乡镇水运队，从事社会运输渐增，水上运输市场繁忙，航运管理部门遂变管理型为服务型。并配合公安、工商、税务、水产、保险等部门，取缔打击破坏水上运输市场安全的违法运输，保障合法经营。”
另据记载；“解放前本县水运工具主要是名为开稍子、宣塔子、跳驳子、巴斗子、乌江子、麻雀子以及驳船、网船类木帆船。这些船均靠人力摇橹、划桨和背纤行驶。（故有’顺风扯帆’、’逆流背纤’、’顺水徜徉’之说）民国26年（1937）宣城港口约有各种木帆船50艘，最小1吨，最大35吨。双桥港口约有60艘，最小5吨，最大45吨。民国29年（1940），全县有木帆船425艘。1949年底，全县宣城、双桥、孙埠、水东、油榨、新河、水阳、西河、湾址9个港口共有木帆船417艘，合计4995吨位。至于1965年增加到532艘6474吨位。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挂浆机逐渐普及。1987年，县交通部门有木帆货船68艘，合计5809吨位，个体水运户有木帆船541艘，合计129380吨位。”
我们从上述记载可知，宣城水运船舶的发展，与水阳江水道历史变迁密切相关。而水阳水运业的兴起，则带动了全镇造船产业的飞速发展，并进而反哺了农业的厚育和第三产业商贸服务金融信息等相关行业的兴旺。为此深入探讨其发展轨迹、形成规律及其发展战略与对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金宝圩水阳镇位于宣城市宣州区“金龟之地”最北端“龟首”地区，是皖南第二大圩口，又是我市首圩，拥有10万亩粮田，5万亩水面，38个农业村、1个渔业村、4个街道社区居委会、8.75万人口，辖区总面积205平方公里，圩堤总长度120华里，是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作为沿江商阜和历史重镇，一直被历代郡、州、府衙所重视，并视为其稳定一方统治的基础和人民安居乐业的保证。尤其水运造船业，全镇船舶发展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一、二十吨小木板船、小水泥船基础上，经历了“艰难起步——稳步崛起——快速发展”三个阶段，通过20年的滚动发展，目前已形成较大的产业规模，达到500吨以上、1.2万吨以下的各类运输船只800余艘，总运载吨位达到60万吨，水运产业固定资产超过3个亿，船主年营运收入2.6亿元，纯利润1.8亿元，年均向国家和沿江省市缴税3000余万元，大副、二副、造船等各类行杂人员突破5000人，年人均劳务收入1万余元，跃居全省前列。
1、地理位置优越，居水阳江中下游主河道。是青弋江水流汇入水阳江流域后北接长江黄金水道的前哨，也是和南京、芜湖、马鞍山三个大中历史名城相邻接壤的区域，在南京经济区和长江经济带处于有利位置，在宣城市和宣州区居重要战略地位。尤其水阳镇上游南漪湖出口处及新河庄以下水域约60公里河道，江面较为宽阔，河道汛期河宽100~200米，水深达到4~10米，可通航200吨级满载驳船；正常水期，河宽80~140米，水深3~7米，可通航100~200吨满载本稿版权是517878秘书网驳船；涸水期，河宽15~50米，水深0.5~3米，可通航15吨~100吨级驳船。
特别是沿环圩、沿江两岸绵延40华里、十几处宽阔的滩涂带，简直就是天然的造船基地。此外，当地 电力供应充沛，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只要将电线一架通，砌好船台就可造船。
2、水土资源丰富，农产品生产加工有一定基础。全镇格局“三水七田”，气候温润，光照充足，沟渠纵横，土地肥沃，水面宜养殖鱼蟹虾蚌鳖等名特优水产品，圩田宜种植粮油棉和瓜果菜等多经作物。这里每年可向国家和市场提供优质商品粮2万吨，油料1.4万吨，棉花1.2万吨，猪羊5万头，家禽50万只，优质商品鸽5万只，“水阳江”牌优质蟹苗1.6亿只，鱼虾蟹蚌珠等水产品1.25万吨。还有地方独特工艺生产的特色风味产品，如年产五香茶干6000万块，童子酱瓜5万公斤，鸭脚包、鸭肫、禽翅系列产品5000万只，以及腌白蒜、酱生姜、豆腐千张等食品在市场上久誉衰，愈久弥香。农业的丰产丰收和综合效益的提高，对水运造船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将构成极其有利的促进因素。正如金宝圩农业发展直接推动了水运业兴旺，而水运业的兴旺又反过来促进农业进步一样，都是相辅相成，互相推进的。
3、全镇一圩，自成一体的行政主体格局。自区划调整三乡一镇“合一”。
